包遵信启蒙的悖论:庞朴与80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【3】

历史频道 2020-01-19181未知admin

  从表层上看,庞朴在“”结束之初,似乎也置身于“新启蒙”的阵营之中,但从实质上看,庞朴其实早已和“反传统”的“新启蒙”分道扬镳了。为了透彻回答这个问题,让我们再一次回到“”期间的“反传统”倾向上来。

 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上,如同上文所说,“新启蒙”好像是“”的继续,而“”则被认为是“五四”的继续。实际上,同为“反传统”,但“”与“新启蒙”的“80年代”以及“旧启蒙”的“五四”完全不同。“五四”和“80年代”实际上是用“现代化”和“主义”来“反传统”,所以,这两者的最终指向都是“全盘西化”。而“”用以“反传统”的资源和工具则是“文化”。

  以来,我们事实上一直生活在两种传统之中,即正统的主流的传统和的边缘的传统。“”与“五四”和“80年代”一样,都反对主流的传统,即学说,但“”又与“五四”和“80年代”根本不同,“”是用“有理主义”来“反传统”,鼓励、和推崇的是“”的“传统”,并力图把“”正统化和主流化,在一段时间之内,“”也确实被正统化和主流化了。陈胜吴广以来的农民起义和的绿林好汉,以来被置放在中国历史的先贤祠中,实在不是偶然的。

  庞朴与“新启蒙”派在“反”的同时,之所以又分道扬镳,原因就在于,“新启蒙”派是用“主义”和“现代化理论”来反“”,而庞朴等人则是用中国的“正统文化”、“主流文化”来反“”,所以他们了“文化保守主义”。更进一步地说,包遵信庞朴等人所力图复兴的“传统文化”,不是通常意义上的、泛泛而论意义上的“传统文化”,而是主流意义上的、正统意义上的“传统文化”即“原始儒学”,亦即使中华文化成其为中华文化的那个特殊的、独一无二的“内核”。这个“内核”,庞朴把它称作“文化的民族性”。

  从思想史的角度如何评估庞先生的贡献值得探讨,但我个人认为,在庞先生所作的众多贡献中,有一点似将具有长久的思想史意义,特别值得予以强调,这就是,他对“文化”空间属性的发现和阐释。如果说五四时期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是对“文化”时间属性的发现的线年代”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则集中表现在对“文化”空间属性的发现上。由于五四时期的人们发现和强调了“文化”的时代性,于是他们得出了一系列结论:文化是先进的,中国文化是落后的;文化是现代的,中国文化是中世纪的;文化或是新文化或新学,中国文化或中学是旧文化或旧学;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,中国文化是封建文化;文化属于工业文明,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明;如此等等。那么,最后的结论只能是:中国文化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,因此,必须文化,孔子孟子,全盘引进文化,并用文化来全面置换中国文化。这样,由于发现了“文化”的“时代性”,五四时期的人们就把东西问题归结为古今问题,也就是把文化上的东之别归结为文化上的古今之异,而古代已经过去,今天正在展开,所以,中国文化只能。在这一点上,“80年代”主张全盘西化的一代青年与五四时期的“新青年”一模一样。

  而文化“空间”属性的发现,“民族”属性的发现,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观念。这一重大发现,应主要归功于庞先生。庞朴先生当时大声疾呼,“文化”不但有“时代属性”,更有“民族属性”;“民族属性”意味着,“文化”绝不是“一元”的,而是“多元”的;超时间、超空间的“文化”是不存在的;“文化”不是只有一种“模式”,而是有许许多多的“模式”,而且,每一种“模式”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;每一种“文化”都首先是某一地域的“文化”,因此,“文化”的首要属性是“民族性”,其次才是时代性;中国的现代化绝不是化,也绝不能化。“文化”的“民族属性”的发现,就这样为“传统”和“传统文化”的存在与持续开辟了最广阔的前景,提供了根本上的性。“五四”发现了“时间”,把东西之别判定为古今之异,现在,庞朴又发现了“空间”,把古今之异又还原为东西之别。这是“五四”之后,中国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史所作出的最卓越、最杰出的贡献。这一贡献直接关乎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提出和实现。

  正是鉴于这一点,笔者始终认为,庞朴是“80年代”文化热的灵魂人物。但与此同时,笔者也必须指出,正是因为如此,庞朴在“80年代”事实上也颇遭冷落。如果与李泽厚作个比较的话,此点可能看得更清楚。庞和李都是“80年代”学界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,但庞始终绝没达到李泽厚那种如日中天的程度,他的影响力事实上一直处在李泽厚之下,不仅处在李泽厚之下,他也处在、金观涛和包遵信之下,因为这三个人与李泽厚一起被时人尊为“四大青年导师”。其故安在?原因就在于:与上述四人不同,庞朴对“全盘西化”始终持一种保留态度、乃至态度。如同上文所说,“80年代”压倒一切的是“全盘西化”,这时谁力主“全盘西化”和“全盘反传统”,谁就更能赢得追捧、喝彩和欢呼。李泽厚当时虽然并不是一个激烈“反传统”派和“全盘西化”派,但细细,他与庞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:在对待“传统文化”的态度和立场上,李仅仅存有“温情”和“”,包遵信而庞则基本上是认同和赞赏;对“全盘西化”,庞保持了相当距离,李则委婉地通过主张“西体中用”表达了对这一的欣赏和亲近;在对“”与“封建”的关系的判断上,李是完全接受,并从而高高举起“反封建”的旗帜,庞则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一判断,尤其反对把“反”引向“反传统”;等等。所以,李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,庞则相对地被冷落,绝非偶然。这是文化保守主义在“80年代”不可的命运!

  经过30年的风云激荡,时至今日,在“80年代”的诸多主义之中,只有庞朴扛大旗的文化保守主义得以在今天发扬壮大,乃至成为国家的战略选择,从而为民族的复兴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柱,这足以说明庞朴先生的英明和远见卓识。以庞朴为代表的“文化保守主义”,在“80年代”的努力,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正统文化亦即儒学复兴的一个环节,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。包遵信他们是中国正统文化延续的功臣,他们的贡献可能无法与韩愈、朱熹等儒学中兴巨子相提并论,但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置身于20世纪新的行列之中。

 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,“80年代”结束之后,“文化保守主义”并未立即进入通行无阻的康庄大道。“文化激进主义”和“全盘西化”,在“”年被强力终止,这虽然有利于“文化保守主义”,于是有日渐强劲的“国学”复兴的呼声,但这实际上仍限于民间,上层虽然不再担心“全盘西化”了,却仍在担心日渐兴起的儒学热与主义争夺话语权,所以,儒学的复兴仍步履维艰。儒学复兴全新局面的到来,源于主政之后的一系列关于传统文化的讲话。这一系列讲话表明,习实际上是以中国正统文化的传承者自居,或者说,他已把自己置身于正统文化传承序列之中。特别是习2013年11月26日在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讲话,更是意义非凡。如果说的南巡解决了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对立问题,那么,的曲阜之行则解决了意识形态领域内姓马与姓孔的对立问题。在这里,二者实际上并不对立并不矛盾,可以并行不悖,分途发展。的讲话更重要的是意味着,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圣殿上,儒学重又找到了失去了近一个世纪的。这样,儒学大繁荣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最大障碍也就被排除了。“文化保守主义”者的春天终于到来了!

  我想,这大概是庞朴先生一生最希望看到的局面了!这也是绝大多数华人最希望看到的局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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